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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體系走過的第20個年頭。
1997年，國務院頒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這是我國構建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體系的起點，該條例也成為日后國內植物新品種保護實踐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早前相關機構發布的《中國農業知識產權創造指數報告（2017年）》顯示，自1999年至2016年底，我國共受理國內外植物新品種權申請18075件，比去年同期增長16.23%。
植物新品種權，指的是經過人工培育的或者對發現的野生植物加以開發，具備新穎性、特異性、一致性和穩定性并有適當命名的植物品種。完成育種的單位和個人對其授權的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權。與大眾所熟知的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一樣，植物新品種權同屬知識產權范疇，是農業知識產權領域的一大重要分支。
然而，走過20年的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依然面臨著品種保護意識薄弱、維權舉步維艱、市場轉化不足的問題。
10萬元買來“黃花水仙2號”
在經歷了多年市場低迷后，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和龍海市百葉水仙花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張益強打算通過獨家經營一款黃色水仙花，打開市場新局面。但現實或許還存在變數。
今年10月18日，作為一家民辦非營利性機構，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與福建農林大學簽訂了一份《品種使用權轉讓合同》。按照協議，張益強方用10萬元的轉讓費以排他方式，獲得“黃花水仙2號”的品種權。后者是福建農林大學園藝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歷經近30年選育的新品種。2012年3月，該品種獲得福建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認定。
從彼時起，張益強就多次與育種團隊接洽、議價，希望買斷“黃花水仙2號”。“水仙花市場太久沒有出現過新品種了。”張益強深知新品種對漳州水仙花行業的重要性。
作為國內水仙花主產區，長期以來，漳州幾乎只生產單一品種金盞。“同質化競爭，相互壓價，市場逐漸被做爛。”張益強以最能體現平均市場行情的20粒裝水仙花為例，去年田間收購單價低至0.5元，今年雖然行情回暖至2元多，眼下卻有價無市。
按照張益強估計，目前漳州超過90％的水仙花種植戶處于虧損狀態。無利可圖的花農紛紛放棄這一傳統產業。盡管當地政府早已啟動水仙花原產地保護，但全市水仙花種植規模依然逐年減少，從高峰時的過萬畝銳減至4500畝。
“水仙花產業頹勢成因復雜，但品種創新乏力，不可忽視。”10年前，以張益強為代表的漳州水仙花業者便開始復興一度瀕臨滅絕的復瓣品種——百葉。目前，百葉的市場價格為普通水仙花的3倍，產量占比約3%。同時，張益強累計引進國內外水仙花品種近50個，期待能夠從中選育優良單株，但至今未有成果。
因此，在花色、花期等方面特性顯著的“黃花水仙2號”，引起了張益強的注意。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新品種，目前市場單價（一粒）近百元。張益強計劃，獨家生產經營，嚴禁他人未經授權擴繁，避免重蹈金盞的覆轍。
然而，張益強還要完成更關鍵的環節——申請植物新品種權保護。
植物新品種權屬知識產權范疇，指的是經國家農林部門授權，育種方對一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使用權，類似于專利制度。但現實情況是，“黃花水仙2號”僅僅通過了省級品種認定。
“目前，業內存在大量審定、認定品種的轉讓，但這僅僅是一種市場準入制度，是確定某一品種能否在一定區域內推廣的行政管理措施。”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敏認為，張益強無法從法理上排除他人產銷“黃花水仙2號”，日后出現侵權擴繁，也難以依法維權。
對此，福建省農業廳農業發展科負責人謝特立、負責“黃花水仙2號”育種的福建農林大學園藝學院教授陳曉靜，均有不同理解。在他們看來，在品種審定或認定后，育種者便享有知識產權，問題同樣在于，日后維權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
漳州鉅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華珍長期關注農業知識產權領域。她認為，“黃花水仙2號”的轉讓，實則是物權而非品種權的轉移。“受讓方從育種者處獲得了優質種源的所有權。”胡華珍表示，要想獲得市場獨占使用權，依然需要獲得植物新品種授權。而這也是業內的一貫做法。
所幸，按照現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張益強依然可以在有效申請期內，向國家農業部新品種保護辦公室為“黃花水仙2號”申請植物新品種權保護。
20年來全省僅34個花卉苗木品種獲授權
在宋敏看來，“黃花水仙2號”分歧的背后，是長期以來業內對農業知識產權的誤讀。植物新品種保護體系在國內已走過20年歷程，卻遠未深入人心。
1997年10月1日，《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正式施行，成為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的起點。同年，農業部與國家林業局分別成立植物新品種保護管理機構，分別負責草本與木本植物新品種保護管理工作。去年修訂實施的《種子法》，將植物新品種保護單列一章。
臺商黃瑞寶是植物新品種保護的積極實踐者。2005年，他進駐漳浦臺灣農民創業園，開辦鉅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引進蝴蝶蘭項目。作為大陸少數從事蝴蝶蘭育種的企業之一，鉅寶飽受品種盜繁之苦。
有感于此，黃瑞寶開始推動蝴蝶蘭品種知識產權保護。2010年，在兩岸業者共同努力下，蝴蝶蘭屬終于進入第八批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名錄。這也就意味著，蝴蝶蘭育種人終于可以依法申請植物新品種權。
盡管此后至今不過7年多時間，但黃瑞寶及其公司已有23個蝴蝶蘭品種獲得植物新品種授權。在國內，其蝴蝶蘭新品種授權量僅次于浙江森禾種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時，引人注目的是，國內植物新品種授權具有高度集中性。
以我省花卉苗木產業為例，記者查詢農業部與國家林業局官網后統計得知，截至目前，我省共有34個花卉苗木品種獲得植物新品種授權，鉅寶一家的占比便接近70%。
此外，數據也顯示，我省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意識開始加速進步。這34個植物新品種授權中，今年初以來授權量便達到25個，包括22個草本花卉與3個木本花卉，后者是我省首次獲得木本花卉植物新品種權授權。
今年年中，漳州市林業局曾開展全市林業植物新品種權實施情況摸底調查。結果顯示，全市僅有鉅寶與歐中（福建）植物技術有限公司中心獲得植物新品種權授權。
“目前，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比較薄弱。”漳州市林業局科技站提交的摸底調查報告作了這樣的總結。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宣傳不足，申請手續繁瑣、費用高，缺乏激勵機制，財政投入不足，是這份報告主要反思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起，國家已取消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費、審查費與年費。
對此，業者有類似的感受。
“培育一個蝴蝶蘭新品種至少需要6年時間，而申請新品種權少則又要3年時間。每年，我們需要栽種10萬株實生苗，從中挑選優良單株，以單價13元計算，光是育苗成本就不菲。每年，我們育種投入超過200萬元。”胡華珍說，加之市場具有不確定性，最終能在市場上跑量的品種屈指可數。
陳曉靜則道出了高校育種者的尷尬處境。“在現行評價體系下，如果一心育種，你可能連職稱都評不上。”陳曉靜說，更何況，品種選育需要大量經費支持，光是生態試驗就要在5個試驗點連續開展3年，每個點至少需要6畝地。正因如此，年輕的育種者越來越少。近30年來，陳曉靜所在的水仙花育種課題組，只有她一人堅持至今。
艱難起步中的新品種維權之路
今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花卉園藝展覽會上，鉅寶聯合兩家友商向蝴蝶蘭從業者發出維權倡議，并與福建天衡律師事務所簽訂《“植物新品種權”維權戰略合作協議》，同時以30萬元啟動資金成立品種權維權基金。發起人的初衷是，抱團取暖，共同倡導，輿論施壓，聯合維權。
這被視為花卉行業的創舉，其背后則是困擾業者已久的新品種維權困境。
“蝴蝶蘭品種侵權幾乎無技術門檻，只要獲取植株花梗芽或組培苗，就可通過無性繁殖大量擴繁。國際糧食蔬菜種植領域慣用的放射性處理以杜絕盜用與復制的模式，在以無性繁殖為主的花卉業，還存在技術障礙。”黃瑞寶稱，大量盜切擴繁，一方面導致多代繁殖后品種迅速老化，危及市場口碑；另一方面，市場供應過剩，新品種一推出，便歷經市場炒作、價格虛高、盲目跟風，而后價格猛降，品種的市場周期大為縮短。
黃花紅芯形態的富樂夕陽，曾是鉅寶推出的蝴蝶蘭大熱品種。但2014年，由于市場盲目擴繁，大量上市，一時間供過于求，市場一度陷入滯銷。鉅寶紫水晶、鉅寶紅玫瑰等蝴蝶蘭品種同樣深受其害。
但無奈的是，即便獲得了新品種授權，維權之路依然舉步維艱。
國內對于植物新品種權維權的啟蒙，可以追溯至2010年轟動一時的紅肉蜜柚植物新品種權屬案。該案件為當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0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之一。在這起案件中，林金山以紅肉蜜柚植物新品種種源發現人的身份，狀告福建農業科學院果樹所，要求判令其為該品種的品種權人，最終獲得支持。
2016年審定的“美人榆”維權案，則是品種權人狀告盜繁者的第一次司法實踐。由此，業內將這一年認定為國內花卉領域的“維權元年”。
由于景觀效果好，美人榆被各地大量生產、繁殖和交易，造成對育種者權益的侵害。盡管歷經4年半的維權長跑，品種權人終于勝訴，但艱難維權過程中所暴露的侵權主體難以確定、取證難度大、證據固定難等問題，讓同行們心有余悸。
“遇到品種侵權，我們往往是啞口無言。”黃瑞寶說，侵權者組織形式各不相同，既有企業也有個人，企業往往以化整為零的形式，通過委托農戶種植的方式逃避責任，而要起訴分散的農民并不現實。在銷售種苗的過程中，還大量存在使用虛假或不規范名字的情況。而在跨地域維權過程中，由于地方保護的存在，品種權人往往難以獲得地方行政執法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司法維權周期過長，“等到官司打完了，可能這個品種已經退出市場了”。
正因如此，多年來，黃瑞寶從未采用司法途徑維權，其維權方式大多止步于勸說。而今，他希望以發起維權聯盟為契機，通過圈子的影響，向侵權者施加壓力。目前，黃瑞寶手上已掌握了一張包含逾10家侵權企業的清單。一批響應者也即將成為新的盟友。
面對植物新品種侵權亂象，官方也有回應。今年5月至10月，福建省林業廳便在全省范圍內開展打擊侵犯林業植物新品種權專項行動，指向的正是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產銷林業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假冒林業授權品種等違法行為。
10萬元買一個品種貴不貴？
同樣正在覺醒的還有育種者的市場意識。
陳曉靜所在的團隊，最初并未打算有償出售“黃花水仙2號”，而是希望向種植戶無償推廣種植。最終達成轉讓協議，也是出于高校科技成果轉讓指標的壓力。但在轉讓環節，如何給品種權定價，卻缺乏可供參考的行情與價格機制。
“黃花水仙2號”的選育最早始于1984年。當年，福建農林大學漳州分部開始采收黃花水仙的種子播種繁殖，而后歷經優良單株選育、染色計數、核型分析、同工酶分析、PAPD分析和基因組原位雜交等研究分析，以及多年栽培試驗，最終選育成功。
“10萬元，確實難以體現育種者的付出與成果。”多年來，鉅寶同樣向市場轉讓了多個蝴蝶蘭新品種，在胡華珍看來，轉讓價與研發投入不匹配的另一面是，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市場與消費喜好通常是捉摸不透的。對于受讓方而言，越高的價格便意味著越大的市場風險”。
因此，在品種買斷之外，業內開始嘗試更多元的市場運作模式。今年9月，歐中（福建）植物技術有限公司培育的百合新品種——白色加農與朝霞，獲得農業部植物新品種授權。企業負責人謝松林構想了兩種商業模式：“一方面，我們自己擴繁育種，向市場出售成品切花；另一方面，我們計劃在本地扶持一到兩家合作社，既可以以訂單農業的模式回收成品，也可以依據種植數量向種植戶收取授權費。”實際上，品種權人提供品種親本，對方根據種植規模支付授權費，或根據銷售規模按一定比例返還銷售所得，已經成為目前花卉品種市場的主流模式。鉅寶公司的實踐是，向種植者收取每株0.5元的費用。此外，品種權人以品種權入股，與企業共擔分享，也在業內有所實踐。品種拍賣會同樣日益流行。2016年，第二屆中國國際園林植物品種權交易與新品種新技術拍賣會上，廣州一家企業以2900萬元的價格，拿下棕櫚園林四季茶花新品種10年內在全球市場的商業開發權。而那場拍賣會，最終落槌價總價達到3900萬元。
對于植物新品種保護，謝松林還有更多期待。“種業發展，茲事體大，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更多技術、法律與商業問題。”他認為，政府主管部門應該有更多作為，對農林行業的整個產業鏈條進行梳理，讓每個環節的從業者利益都能得到保護，脫離產業鏈的健康有序發展談品種保護，并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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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國務院頒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這是我國構建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體系的起點，該條例也成為日后國內植物新品種保護實踐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早前相關機構發布的《中國農業知識產權創造指數報告（2017年）》顯示，自1999年至2016年底，我國共受理國內外植物新品種權申請18075件，比去年同期增長16.23%。
植物新品種權，指的是經過人工培育的或者對發現的野生植物加以開發，具備新穎性、特異性、一致性和穩定性并有適當命名的植物品種。完成育種的單位和個人對其授權的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權。與大眾所熟知的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一樣，植物新品種權同屬知識產權范疇，是農業知識產權領域的一大重要分支。
然而，走過20年的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依然面臨著品種保護意識薄弱、維權舉步維艱、市場轉化不足的問題。
10萬元買來“黃花水仙2號”
在經歷了多年市場低迷后，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和龍海市百葉水仙花專業合作社的負責人張益強打算通過獨家經營一款黃色水仙花，打開市場新局面。但現實或許還存在變數。
今年10月18日，作為一家民辦非營利性機構，漳州市水仙花研究所與福建農林大學簽訂了一份《品種使用權轉讓合同》。按照協議，張益強方用10萬元的轉讓費以排他方式，獲得“黃花水仙2號”的品種權。后者是福建農林大學園藝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歷經近30年選育的新品種。2012年3月，該品種獲得福建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認定。
從彼時起，張益強就多次與育種團隊接洽、議價，希望買斷“黃花水仙2號”。“水仙花市場太久沒有出現過新品種了。”張益強深知新品種對漳州水仙花行業的重要性。
作為國內水仙花主產區，長期以來，漳州幾乎只生產單一品種金盞。“同質化競爭，相互壓價，市場逐漸被做爛。”張益強以最能體現平均市場行情的20粒裝水仙花為例，去年田間收購單價低至0.5元，今年雖然行情回暖至2元多，眼下卻有價無市。
按照張益強估計，目前漳州超過90％的水仙花種植戶處于虧損狀態。無利可圖的花農紛紛放棄這一傳統產業。盡管當地政府早已啟動水仙花原產地保護，但全市水仙花種植規模依然逐年減少，從高峰時的過萬畝銳減至4500畝。
“水仙花產業頹勢成因復雜，但品種創新乏力，不可忽視。”10年前，以張益強為代表的漳州水仙花業者便開始復興一度瀕臨滅絕的復瓣品種——百葉。目前，百葉的市場價格為普通水仙花的3倍，產量占比約3%。同時，張益強累計引進國內外水仙花品種近50個，期待能夠從中選育優良單株，但至今未有成果。
因此，在花色、花期等方面特性顯著的“黃花水仙2號”，引起了張益強的注意。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新品種，目前市場單價（一粒）近百元。張益強計劃，獨家生產經營，嚴禁他人未經授權擴繁，避免重蹈金盞的覆轍。
然而，張益強還要完成更關鍵的環節——申請植物新品種權保護。
植物新品種權屬知識產權范疇，指的是經國家農林部門授權，育種方對一品種享有排他的獨占使用權，類似于專利制度。但現實情況是，“黃花水仙2號”僅僅通過了省級品種認定。
“目前，業內存在大量審定、認定品種的轉讓，但這僅僅是一種市場準入制度，是確定某一品種能否在一定區域內推廣的行政管理措施。”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敏認為，張益強無法從法理上排除他人產銷“黃花水仙2號”，日后出現侵權擴繁，也難以依法維權。
對此，福建省農業廳農業發展科負責人謝特立、負責“黃花水仙2號”育種的福建農林大學園藝學院教授陳曉靜，均有不同理解。在他們看來，在品種審定或認定后，育種者便享有知識產權，問題同樣在于，日后維權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
漳州鉅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華珍長期關注農業知識產權領域。她認為，“黃花水仙2號”的轉讓，實則是物權而非品種權的轉移。“受讓方從育種者處獲得了優質種源的所有權。”胡華珍表示，要想獲得市場獨占使用權，依然需要獲得植物新品種授權。而這也是業內的一貫做法。
所幸，按照現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張益強依然可以在有效申請期內，向國家農業部新品種保護辦公室為“黃花水仙2號”申請植物新品種權保護。
20年來全省僅34個花卉苗木品種獲授權
在宋敏看來，“黃花水仙2號”分歧的背后，是長期以來業內對農業知識產權的誤讀。植物新品種保護體系在國內已走過20年歷程，卻遠未深入人心。
1997年10月1日，《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正式施行，成為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的起點。同年，農業部與國家林業局分別成立植物新品種保護管理機構，分別負責草本與木本植物新品種保護管理工作。去年修訂實施的《種子法》，將植物新品種保護單列一章。
臺商黃瑞寶是植物新品種保護的積極實踐者。2005年，他進駐漳浦臺灣農民創業園，開辦鉅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引進蝴蝶蘭項目。作為大陸少數從事蝴蝶蘭育種的企業之一，鉅寶飽受品種盜繁之苦。
有感于此，黃瑞寶開始推動蝴蝶蘭品種知識產權保護。2010年，在兩岸業者共同努力下，蝴蝶蘭屬終于進入第八批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名錄。這也就意味著，蝴蝶蘭育種人終于可以依法申請植物新品種權。
盡管此后至今不過7年多時間，但黃瑞寶及其公司已有23個蝴蝶蘭品種獲得植物新品種授權。在國內，其蝴蝶蘭新品種授權量僅次于浙江森禾種業股份有限公司。
同時，引人注目的是，國內植物新品種授權具有高度集中性。
以我省花卉苗木產業為例，記者查詢農業部與國家林業局官網后統計得知，截至目前，我省共有34個花卉苗木品種獲得植物新品種授權，鉅寶一家的占比便接近70%。
此外，數據也顯示，我省植物新品種權的保護意識開始加速進步。這34個植物新品種授權中，今年初以來授權量便達到25個，包括22個草本花卉與3個木本花卉，后者是我省首次獲得木本花卉植物新品種權授權。
今年年中，漳州市林業局曾開展全市林業植物新品種權實施情況摸底調查。結果顯示，全市僅有鉅寶與歐中（福建）植物技術有限公司中心獲得植物新品種權授權。
“目前，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比較薄弱。”漳州市林業局科技站提交的摸底調查報告作了這樣的總結。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宣傳不足，申請手續繁瑣、費用高，缺乏激勵機制，財政投入不足，是這份報告主要反思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起，國家已取消植物新品種權申請費、審查費與年費。
對此，業者有類似的感受。
“培育一個蝴蝶蘭新品種至少需要6年時間，而申請新品種權少則又要3年時間。每年，我們需要栽種10萬株實生苗，從中挑選優良單株，以單價13元計算，光是育苗成本就不菲。每年，我們育種投入超過200萬元。”胡華珍說，加之市場具有不確定性，最終能在市場上跑量的品種屈指可數。
陳曉靜則道出了高校育種者的尷尬處境。“在現行評價體系下，如果一心育種，你可能連職稱都評不上。”陳曉靜說，更何況，品種選育需要大量經費支持，光是生態試驗就要在5個試驗點連續開展3年，每個點至少需要6畝地。正因如此，年輕的育種者越來越少。近30年來，陳曉靜所在的水仙花育種課題組，只有她一人堅持至今。
艱難起步中的新品種維權之路
今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際花卉園藝展覽會上，鉅寶聯合兩家友商向蝴蝶蘭從業者發出維權倡議，并與福建天衡律師事務所簽訂《“植物新品種權”維權戰略合作協議》，同時以30萬元啟動資金成立品種權維權基金。發起人的初衷是，抱團取暖，共同倡導，輿論施壓，聯合維權。
這被視為花卉行業的創舉，其背后則是困擾業者已久的新品種維權困境。
“蝴蝶蘭品種侵權幾乎無技術門檻，只要獲取植株花梗芽或組培苗，就可通過無性繁殖大量擴繁。國際糧食蔬菜種植領域慣用的放射性處理以杜絕盜用與復制的模式，在以無性繁殖為主的花卉業，還存在技術障礙。”黃瑞寶稱，大量盜切擴繁，一方面導致多代繁殖后品種迅速老化，危及市場口碑；另一方面，市場供應過剩，新品種一推出，便歷經市場炒作、價格虛高、盲目跟風，而后價格猛降，品種的市場周期大為縮短。
黃花紅芯形態的富樂夕陽，曾是鉅寶推出的蝴蝶蘭大熱品種。但2014年，由于市場盲目擴繁，大量上市，一時間供過于求，市場一度陷入滯銷。鉅寶紫水晶、鉅寶紅玫瑰等蝴蝶蘭品種同樣深受其害。
但無奈的是，即便獲得了新品種授權，維權之路依然舉步維艱。
國內對于植物新品種權維權的啟蒙，可以追溯至2010年轟動一時的紅肉蜜柚植物新品種權屬案。該案件為當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0年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案件”之一。在這起案件中，林金山以紅肉蜜柚植物新品種種源發現人的身份，狀告福建農業科學院果樹所，要求判令其為該品種的品種權人，最終獲得支持。
2016年審定的“美人榆”維權案，則是品種權人狀告盜繁者的第一次司法實踐。由此，業內將這一年認定為國內花卉領域的“維權元年”。
由于景觀效果好，美人榆被各地大量生產、繁殖和交易，造成對育種者權益的侵害。盡管歷經4年半的維權長跑，品種權人終于勝訴，但艱難維權過程中所暴露的侵權主體難以確定、取證難度大、證據固定難等問題，讓同行們心有余悸。
“遇到品種侵權，我們往往是啞口無言。”黃瑞寶說，侵權者組織形式各不相同，既有企業也有個人，企業往往以化整為零的形式，通過委托農戶種植的方式逃避責任，而要起訴分散的農民并不現實。在銷售種苗的過程中，還大量存在使用虛假或不規范名字的情況。而在跨地域維權過程中，由于地方保護的存在，品種權人往往難以獲得地方行政執法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司法維權周期過長，“等到官司打完了，可能這個品種已經退出市場了”。
正因如此，多年來，黃瑞寶從未采用司法途徑維權，其維權方式大多止步于勸說。而今，他希望以發起維權聯盟為契機，通過圈子的影響，向侵權者施加壓力。目前，黃瑞寶手上已掌握了一張包含逾10家侵權企業的清單。一批響應者也即將成為新的盟友。
面對植物新品種侵權亂象，官方也有回應。今年5月至10月，福建省林業廳便在全省范圍內開展打擊侵犯林業植物新品種權專項行動，指向的正是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產銷林業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假冒林業授權品種等違法行為。
10萬元買一個品種貴不貴？
同樣正在覺醒的還有育種者的市場意識。
陳曉靜所在的團隊，最初并未打算有償出售“黃花水仙2號”，而是希望向種植戶無償推廣種植。最終達成轉讓協議，也是出于高校科技成果轉讓指標的壓力。但在轉讓環節，如何給品種權定價，卻缺乏可供參考的行情與價格機制。
“黃花水仙2號”的選育最早始于1984年。當年，福建農林大學漳州分部開始采收黃花水仙的種子播種繁殖，而后歷經優良單株選育、染色計數、核型分析、同工酶分析、PAPD分析和基因組原位雜交等研究分析，以及多年栽培試驗，最終選育成功。
“10萬元，確實難以體現育種者的付出與成果。”多年來，鉅寶同樣向市場轉讓了多個蝴蝶蘭新品種，在胡華珍看來，轉讓價與研發投入不匹配的另一面是，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市場與消費喜好通常是捉摸不透的。對于受讓方而言，越高的價格便意味著越大的市場風險”。
因此，在品種買斷之外，業內開始嘗試更多元的市場運作模式。今年9月，歐中（福建）植物技術有限公司培育的百合新品種——白色加農與朝霞，獲得農業部植物新品種授權。企業負責人謝松林構想了兩種商業模式：“一方面，我們自己擴繁育種，向市場出售成品切花；另一方面，我們計劃在本地扶持一到兩家合作社，既可以以訂單農業的模式回收成品，也可以依據種植數量向種植戶收取授權費。”實際上，品種權人提供品種親本，對方根據種植規模支付授權費，或根據銷售規模按一定比例返還銷售所得，已經成為目前花卉品種市場的主流模式。鉅寶公司的實踐是，向種植者收取每株0.5元的費用。此外，品種權人以品種權入股，與企業共擔分享，也在業內有所實踐。品種拍賣會同樣日益流行。2016年，第二屆中國國際園林植物品種權交易與新品種新技術拍賣會上，廣州一家企業以2900萬元的價格，拿下棕櫚園林四季茶花新品種10年內在全球市場的商業開發權。而那場拍賣會，最終落槌價總價達到3900萬元。
對于植物新品種保護，謝松林還有更多期待。“種業發展，茲事體大，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更多技術、法律與商業問題。”他認為，政府主管部門應該有更多作為，對農林行業的整個產業鏈條進行梳理，讓每個環節的從業者利益都能得到保護，脫離產業鏈的健康有序發展談品種保護，并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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